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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人们对一些基本术语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是由于他们的视角、教育背景以及文化体系是千差万别的，作为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我们有必要对这些翻译标准进行重新审视，使之能与我们的学习方向在一定程度上紧密结合，便于对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及中译本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对比。
一、直译还是意译
直译和意译两种不同的译法，英文是literal translation和free translation，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围绕着这两种译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1.直译
直译指的是在语言条件许可下，在译文中不仅传达原文的内容，还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及组句形式，“ A literal translation is one which follows the words of the original exact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meaning or style of the text”(不考虑文本整体意义或风格而照原文一字不差的字面译法)，但我认为literal translation，并不完全是中国的“直译”，按定义来看它和中国提出的“死译”是更加对应一些的。
“死译”是纯粹的字字“忠实原文”，而直译则更温和一些，就像茅盾1922年在“直译与死译”一文中写的：
“近来颇有人诟病直译：他们不是说看不懂，就是说看起来很吃力，我们以为直译的东西看起来较为吃力，或者有之，却决不会看不懂，看不懂的译文是死译的文字，不是直译的。”
但在看一些文学翻译时即使是直译我们也能大致了解译者的意思，所以说基本一致的“直译”和“死译”的微妙区别就在与多数读者是读起来特别艰涩了，但从一般来讲，反对直译的人所反对的还是看不懂或看起来吃力的译文。
2.意译
意译是指原文的有些内容与形式不宜用汉语直接表达，而是经过解析后以另外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更着重于意思的翻译，而不拘泥于表面文字。
“A free translation expresses the sense of the original words without being absolutely exact”，“free translation”实际上是针对“死译”而言的。
在中国“直译”是针对“意译”而言的。
西方翻译中除了“literal translation”就只有“liberal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但是在中国有多种分类：死译，直译，意译，胡译，乱译。
这似乎比国外的分类更具有囊括性和针对性。我们现在课堂上老师基本上还是大致的做一下直译和意译的对比研究。
3.直译和意译是不可分割的
在翻译实践中，直译和意译是不可分割的。很多人盲目追求直译，想要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按原文的表面意思来翻译，译文会令人读不懂。
什么时候用直译，什么时候用意译，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
一般来说，如果原文句型与目的语言的句法规律较接近，词序也一致，本身意思又比较清楚，那么可以多用一些直译。这样就可以较便捷地得到意思准确、文字通顺的译文。
直译和意译是相对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界定不是特别清晰。
郑海凌说过“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
我的理解是变通在翻译中是要普遍运用的，绝对的“直译”和“意译”是没有的，没有“变通”的翻译方法只能是“死译”。
而我们做翻译时最头疼的问题也许就是怎么样控制这种“变通”，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不是“直译”而是“意译”。
二、异化与归化
异化和归化并不是简单的直译和意译。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strategy)，是文化层面上的东西。
而直译意译是技巧和形式(skill，form)，是语言层面的。简单地说，归化异化是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它们与政治、文化、哲学、诗学等密切相关，比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方法多了两个层面：
一是文本选择(choosing foreign text)，因为文本选择，语言形式的改变给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感觉；
二是在归化异化手段下可以用边缘原文翻译正统话语，或者是正统原文翻译边缘话语，直译和意译却只能遵从原文的语言形式，用文言文翻译散文是异化的翻译实践，如果用直译意译的翻译方法是无法判断的，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归化异化比直译意译更先进一些。
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和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与我国学者提出的异化(source-oriented)和归化(target-oriented)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异化翻译是针对译入语而言的，是原语对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的异化。归化则是对原语的语言文化进行变通改造向译入语靠拢。
1.异化
译文应以源语和原作者为归宿。
提到异化，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Venuti，他提出“其(反翻译)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差异”，他更乐意故意将论文弄的不通顺，以达到使读者接受外国文化的目的。
异化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国语言特点，吸纳外国文化。
我们常挂在口边的“时间就是金钱”(Time is money)，这种概念性的异化似乎对读者更具有一些说服力。
主张在译文中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化派”提出如下的理由：
(1)有必要让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往往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
(2)译者应相信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能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
(3)在目的语文化中移植进源语文化将会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4)翻译应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这也正是翻译的主要的目的；
(5)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
2.归化
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归化的翻译更具有译入语的本土气息，对于译入语的读者来讲它更通顺容易理解，而且可以避免多义或是歧义。
很多情况下原文和译文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找不到对等一致，这时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可见归化也是弥补语言差异的功臣。
现代西方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尼采(Nietzsche)就是归化的拥护者，他在《愉快的知识》(The gay science)中认为“翻译就是征服(Translation as conquest)”，他反对翻译中的盲从、趋附，主张译者“要放开手脚，不拘泥与原文。”
(1)翻译是征服
A.译者是创造性叛逆者。
翻译者的反叛也在于说明译事之不易，大凡翻译，必有所逆，定有所失，提醒译者谨小慎微，不可掉以轻心。除此之外，更意味着号召译者冲破原语的束缚，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
B.译者的操纵者身份。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改写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有巨大的力量，而改写就是操纵。
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现象。译者做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自然就提升到操纵者的地位上。
C.译者的征服者身份。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物。
译者总是从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处理翻译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态度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罗马人就是征服者，想掠夺战利品似的来利用和掠夺希腊的文化产品。译者的身份是征服者，主体性作用发挥到极致。”
对于尼采的“翻译即征服”我并不是十分认同，他的这种思想是在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可以说是归化翻译的一种极端表现，它强调和夸大了译者的主观臆造性。
而且大尺度的自由发挥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原文作品翻译的意义。
(2)归化的理由
主张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提出了如下的理由：
a.把原语的语言规范强加给目的语，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同样，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体系强加给目的语文化也是危险的。
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克服文化的障碍；
b.因为翻译就是交际，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避免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误解。所以，译者在把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去时，要仔细权衡文化中思想意识的内涵；
c.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译文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的理解译文。
所以，要尽可能的将源语文化转换成目的语文化。同时，译者也是传播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他要消除隔阂，把源语文化的意义传递给目的语文化的读者；
d.译者不应对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提出过高的要求，强求目的语文化的读者理解源语文化作者的世界；译者应尽可能是源语文化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
e.从交际的观点看，在一种文化中有效的交际方式，在另一种文化中不一定就同样有效。”
3.我国的归化与异化
中国的翻译源远流长，异化和归化之争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最为激烈，鲁迅、瞿秋白、陈西滢都加入了争论的行列。
当时白话文已经开始发展，异化翻译客观上丰富了汉语表达方式，促进了白话文的发展。
鲁迅先生一直都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异化能够丰富汉语句法引进文化，提升汉语。
可是异化对中国的翻译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中学课本中我们不难发现，遇到“When”时，不论学生还是老师就一致翻译成“当……的时候”，有的时候过度异化会造成我们的思维程式化，所以在句法结构方面如果还是一贯的坚持异化，就会出现一些弊端，诚如思果先生的一段话：“我最近才发现，我做的并不是翻译研究，而是抵抗，抵抗英文的‘侵略’，英文的‘帝国主义’；
我相信中国人写了几千年文章，说了几万年话，用不着跟别人学，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意，遇到说法不同的时候，我就不服气，费力也要找出中文原来的表现法和字眼来，如此而已，倘使别人觉得英文的表现法新奇，他尽管采用好了，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所为何来?如果一开始就投降，什么麻烦就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对英文投降，不必研究什么翻译……”
当然，思果的说法有些激进，但是在句法结构方面，我们翻译外国作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灵活一些，而不是程式化显得生硬呢?
在文学翻译方面，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异化的，异化是提高中国文学翻译水平的必由之径，在运用异化的时候，我们不能有太浓的“翻译腔”让读者不解，应尽可能地符合汉语的语言规范，译文要通顺。
异化和归化的辩论将会一直存在并继续，但是不论如何，译入语的读者能深入的了解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要表达的思想是重要的，我们国家对外国的文化也越来越宽容，异化的翻译也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不论我们在翻译实践中采取哪种策略，由于归异在我们的文化中起着不能替代的作用，所以一直共存，平分秋色。
三、功能对等与形式对应
功能对等和形式对应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对术语。
功能对等理论是从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的，奈达从《圣经》翻译提出了功能对等即读者同等反应论。
1.功能对等
作为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奈达在1964年《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文中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形式对应”(Formal equivalence)， 1969年，在与查尔斯•泰伯合写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奈达将“动态对等”换了说法，叫“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在1993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的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语言、文化、翻译》)他又谈到了“效果对等”：“翻译意味着交流，它取决于听译文或看译文的人能了解到些什么。
判断译文的优劣不能停留在有否对应的词义、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重要的是接触译文的人有何种程度的正确理解。
所以，谈效果对等最根本的是必须比较接触原文的人怎样理解原文，接触译文的人怎样理解译文。”(Nida，1993)也就是说译语接受者对译语中信息的反应，应与原语接受者对原语中的信息的反应基本相同。
简言之，原文读者读原文所取得的心理反应和译文读者读译文的心理反应相似。而译语读者对译作的反应是检验翻译质量的唯一标准。
2.形式对应
奈达对形式对应的定义前后是有差别的，他先是认为这种译法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找到最接近原文的对等成分。
后来有认为在形式对应的翻译中形式得到了保留，而意义却会丧失或是得到扭曲。
所以，奈达眼中的“形式对应”就是“死译”了。正象申丹提出的“形式对等的翻译基本上是以源语为中心的，他以最大限度地显示原文中的形式与内容为目的。它努力再现多种形式因素，包括：
(1)语法单位，
(2)词的用法上的一致性，
(3)源语语境中的意思。
再现语法单位这点可以表现为：
(a)用名词翻译名词，用动词来翻译动词等等；
(b)保留所有短语和句子的完整性(不打乱也不重新调整句法单位)；
(c)保留所有形式上的标记，例如标点符号、分段符号及诗歌中的缩格等。”
功能对等与形式对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判断译文好坏的标准由原来的原作变成了译做读者的心理反应。这种改变是巨大的，因为原作是客观的，原作者的心理反应会带有主观色彩。由于原作和译作读者的多样性，必然就有反应的多样性。
所以读者的反应千差万别，我们是以哪一个为标准呢?大体上看，用功能对等原则译出的句子符合译入语行文的习惯，没有翻译腔，一看就懂，但有可能漏掉或歪曲原文的信息。
形式对等则要求在语言的形式上译文和原文保持机械的对应。形式对等过于死板，缺少灵活性。我们在翻译中二者必须辩证地结合起来。
通过对翻译中三种标准的再回顾，功能对等与形式对应，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的讨论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只是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很一样，它们的争论必将长期存在并丰富发展。
在翻译的实践中我们应该辨证的处理这些标准，力争翻译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摘自网络
